灾难中的绝对人性是灾民和悲情

灾难中的绝对人性是灾民和悲情

(花园口决堤)

翻开一部中国史,从辉煌的表象下不难发现:这是个灾难之国。灾难有天灾、人祸之分,这两方面在中国历史中都格外深重。越往古,天灾、人祸区分得越分明;越晚近,这两方面越纠结,而越来越多的人祸已经跟天灾无关。这是大势,在这大势下讨论人祸心有不忍,毋宁讨论讨论天灾。

中国常见的天灾中,以地震、蝗灾、台风、旱灾、水灾最为频发并有规模。从受灾面积、受灾人口、经济损失、死伤数量综合评定,其中又以水灾最具规模,这是跟中国特殊地理形势相关的。民国时期水灾之大莫过于1931、1935年,略次是1915、1917、1949年。单说1935年7月后水灾,结合降水量因素综合考虑,该次水灾仅就长江、黄河而言,尽管死亡总人口可能比1931年少,但灾情比1931年更严重。黄河、长江、珠江乃至岷江、乌江都大爆发,北至内蒙古,南至两广,西至川、黔,国土主体部分的低地、河谷,基本浸泡在水中成为泽国。从狭义的出现屋倒、田毁、人亡的灾区概念而言,大大小小的灾区遍及各个江河流域,其中以湘、鄂、赣、皖四省受灾最为严重,略次是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。

这次灾难对于国民政府紧锣密鼓悄悄进行的抗日建设,打击和破坏极其沉重,真正可谓是天祸中国。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7月16日从上海出发,亲自巡察了长江、黄河地区,他随即在8月提供的报告称,仅仅湘、鄂、赣、皖四省灾民达1400余万人,淹毙10余万人,财产损失5亿元;冀、鲁、豫三省灾民不下于1000万人。这些数字仅仅是临时评估,至多截止仍然处于灾难中的8月中旬。

即使根据许世英以上临时评估,按1931年全国人口统计数字,不包括东北地区的全国人口约为4.24亿人,仅以上湘、鄂、赣、皖、冀、鲁、豫七省灾民已经占了全国总人口5.7%;7省总人口为1.94亿人,则灾民占达12.4%。这是非常恐怖的比例,意味着在这七省当中,即使按照非完全评估,就已经可以称之为遍地哀鸿。然而,也正在1935年,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却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最统一、社会最安宁的历史巅峰期。因此可以推论,1935年水灾尽管规模空前、损失巨大,但并没有导致国家和社会出现颠覆性破坏后果。这该如何解释呢?还是应该从当时赈灾活动中去探寻答案。

总体来说,人类在二战以前的赈灾水平是比较低下的,中国自然不会好到哪里,并且可以认为远不能跟当时的欧美比,因此,不能对1935年的赈灾有夸大赞词。但既然1935年水灾没有导致颠覆性后果,当年如何赈灾对于今天就未必没有可取之处。我想,大致来说1935年赈灾有如下一些特点:

(一)以悲情舆论为纽带的社会赈灾力量总动员

比之北洋时期,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外,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总体发生退步,但依然比较自由,且媒体业较前壮大。水灾发生后,各种媒体无不把灾难作为关注焦点。在自由舆论中,已经不需要考虑灾情被隐瞒,但也不一定等于舆论具有成熟性,1935年水灾舆论则有其特别的成熟处。这种成熟体现在以灾情和灾民为绝对主题,也即灾民才是舆论的中心角色。政府和官员是非常次要的,不仅不如灾民重要,而且也不如善士重要,舆论尽管对其批评较少,但也绝少赞美,仅仅是媒体视野种种角色中的边缘分子。7月7日河南偃师县城被淹没,县长杨兆钫在第一线抢险,抱着根木头在水中浮来浮去指挥,迅速组织救险力量并进行赈灾,而他自己的夫人却成为了230余名死亡者中的一人。这样的县长如果在今天,一定会被媒体赞扬得比焦裕禄还焦裕禄般声名,但在1935年对于媒体而言,他不过就是一名理应履行自己职责、并不特别的县长而已,几乎没有人对其加意宣扬,他夫人的受难跟其他230个受难者没有丝毫不一样。1935年的中国没有矫情的感动,更没有失位的感恩,灾民悲情才是基本的舆论情绪,所极大激发的是人性中的悲悯心,从而达成社会力量的最大化动员。

(二)全社会的赈灾运动

赈灾当然是政府必要的责任,但中国自古有依靠民间力量的社会赈灾传统,这一传统在民国时期最为鼎盛。晚清基督教传播构成了对中国传统赈灾模式挑战,中国民间赈灾开始转型,并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的层次发展起来。清末后汉传佛教再度宏扬,善事则是其获取信众的手段之一。同样,道教及其他形形式式的民间宗教也纷纷开展善事活动,北洋时期各种组织已经十分繁杂。所有这一切都跟士绅社会密切相关,士绅社会尽管在国民革命中遭受重创,但城市新式绅士群的迅速壮大则弥补了这一裂隙,新兴的红十字运动主要由这个群体主持。在1935年水灾中,大城市发挥了财富优势,社会性赈灾形成热浪,以梅兰芳为例,他仅在南京就领衔连续义演6天,将全部3万多元票房捐献。在灾民身边的县、镇、农村的财富诚然贫乏,但至少能解决急需的活命问题。仍然以偃师县长杨兆钫为例,7月7日大水,8日夫人淹死,9日他即设法强渡出去,在乡村组织了50余名保长,每名保长各负责编组5个木筏,并各准备50斤馍,然后实施全面搜救。这位县长有着丰富的实干经验,紧紧抓住了灾民眼前的安全和活命关键,而那些保长实际上正是农村绅士乃至绅士式农民,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和参与,县长天大本事也不会有用。

灾难中的绝对人性是灾民和悲情

(逃难的民众)

(三)政府、军队履行恰当责任